父亲去世的那个夏天，九十四岁的母亲摔断了腿，住进了离家六十余公里的康复医院。从此，远方的她，便成了我心头最沉的牵挂。每每赶去医院，只为坐在她床边，听她絮叨那些带着岁月醇香的家常。

　　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，一生劳苦，目不识丁。从我记事起，就看她从黎明忙到深夜。每逢赶集，天未亮她便下地摘菜，挑起沉甸甸的担子，徒步赶往两公里外的镇上，用辛劳撑起家。

　　深夜，我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。昏黄的光晕把母亲缝补的身影投在墙上，她的手指上下翻飞，像一部无声的木偶戏。我总忍不住偷偷抬眼——看她咬线头、眯眼穿针的模样。那些细密针脚，缝进的都是无言的爱。

　　我上高一那年，二姐远嫁。一天傍晚，母亲说：“我想去看看她。”次日天未亮，我们便出发了。没有班车，我们边走边打听，翻山越岭走了十几个小时。深夜敲开二姐家门，母亲累得直喘气，脚底磨出晶亮的水泡，却笑着说：“见到了就好。”那一刻，我真正懂得了，母亲对孩子的爱，是沉默却坚不可摧的大山。

　　十八岁我赴海南当兵，家书成了唯一的牵挂。母亲不识字，总拉着父亲求邻居给我回信：“家中安好，勿念。”短短几行，我反复读上几十遍。那些跨越山海的信笺，成了我最坚实的精神支柱。

　　1998年，我的散文《母爱》发表。那年探亲回家时，意外发现母亲把报社寄来的样报和我的旧军装一起，整整齐齐收在箱底。她不识字，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却笃定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

　　军校第二年寒假，我刚进家门，母亲便满脸欣喜：“留了好东西等你。”那是几个月前她生日时亲戚送的蛋糕，她一口舍不得吃。打开盒子，蛋糕早已干硬。我抬头撞见她满是期待的笑容，鼻子发酸，哽咽难言。

　　婚后，我与爱人分居两地。孩子出生，找保姆找得焦头烂额。就在我们无助的时候，母亲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来带。”那时父母年近八十，父亲身体也不好，却还催促母亲：“儿子有难处，得去帮忙。”于是母亲来了，喂饭、陪玩、哄睡，从无怨言。

　　2017年，我脱下穿了二十余年的军装。茫然四顾时，唯一的念头是回家。推开老屋的门，饭香扑鼻，母亲拄着拐杖缓步而出，轻声说：“昨夜梦到你回来了。”阳光里，她佝偻如一棵沧桑的树，我所有委屈瞬间被轻轻抚平。

　　如今，母亲最大的心愿，不过是盼望着回老家看看。每次我去医院看她，她总会认真地问：“从家里挑几担谷子去吃了吗？”我大声答：“挑啦，挑了好几担呢！”她便安心地笑，而我早已泪眼模糊。

　　母爱的醇香，恰如岁月陈酿，愈久愈浓。蓦然想起三十年前，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诗：想家的时刻，是在淡淡的晨雾里，是在出操的队伍里。总把朦胧的雾气，看成母亲头上斑白的发丝；总把铿锵的步伐，听作母亲临别时殷殷的叮嘱……（周玉良）